基礎研究歷來是兩會上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之一。今年也不例外。在轉變發展方式、優化經濟結構、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，科技創新前所未有被寄予厚望，而基礎研究則是創新之源、重中之重。
“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‘總開關’。”在兩會前的國新辦發布會上，科技部部長王志剛一言以蔽之。
正因此，在今年高度凝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，基礎研究再被著墨，“穩定支持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，引導企業增加研發投入”。
“2019年是中國基礎研究有標志意義的一年”
“近幾年，我國基礎研究在穩步發展。”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原主任、中科院院士楊衛委員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，基礎研究有賴于一代一代的傳承，想要一下子實現突破也不太可能，“你想追上別人不太容易，但一旦追上了也能至少保持幾十年的領先”。
楊衛分析，2019年是中國基礎研究有標志意義的一年，以前總說中國論文數量多，但實際上按照通用數據庫Web of Science或ESI統計的話，中國學術產出去年才超過美國。另外一個數字是，中國的高影響學術成果，即被引用量排名前1%的論文與美國等量齊觀了。
楊衛舉例說，近年來我國重大傳染病基礎研究的進展呈現了最直觀的變化。
“2003年非典時，最早的病毒基因測序、病毒解析，都不是我們做的。后來在抗擊禽流感、埃博拉中，我們的基礎研究工作迅速跟進，在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研究中，從測序到冠狀病毒結構解析，我們做了大量及時的工作，不僅為疫情防控提供依據，也為世界同行貢獻了寶貴數據。”楊衛說。
這也是基礎研究厚積薄發，解決急迫、重大需求的例證。“中國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都具有強勁的發展勢頭，有望成為顛覆性技術的搖籃。”楊衛認為。
當前，中國基礎研究正在邁向高新技術式創新和顛覆式創新的新臺階。到了顛覆式創新階段，基礎研究產生新思想、貢獻新知識，進而帶動新技術產生、開辟新市場、集成規模效益。
應用基礎研究是企業創新發展原動力
“國家經濟發展對顛覆性技術的巨大需求，使基礎研究正從發揮‘重要作用’到‘決定性作用’邁進。”楊衛稱。
對此，中建材蚌埠玻璃工業設計研究院院長、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壽代表感同身受。“要突破我國產業鏈供應鏈核心技術環節的制約，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重任在肩。”他說，經濟高質量發展急需高水平基礎研究的供給和支撐，需求牽引、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戰略意義凸顯。
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眭紀剛認為，基礎研究解決“為什么”或“是什么”的問題，這種自由探索型的基礎研究主要由大學開展。而應用基礎研究既要解答“為什么”問題，又要解決“怎么樣”的問題，可分為國家戰略導向型和產業需求驅動型基礎研究，前者主要由科研機構開展，后者則由企業開展。
“人們也越來越認識到，基礎研究、應用基礎研究好比科技創新的‘深蹲助跑’，蹲得深爆發力才強，助跑快才能跳得更遠。”眭紀剛說，隨著更多的企業進入“無人區”，我們已經無法通過搭便車來獲取知識，更不能通過模仿跟蹤參與國際競爭，很多先進技術背后的基礎性原理，都需要中國企業自主探索。
在彭壽看來，應用基礎研究是企業創新發展的原動力，雖然投入大、見效周期長，存在一定風險，可一旦取得突破，就會催生一系列新技術、新發明，給企業帶來全新的發展機遇。
“在中國建材集團的戰略引領下，我們通過加大應用基礎研究投入，加快科技成果轉化，成功量產了世界最薄0.12毫米柔性觸控玻璃，并實現了自主生產高世代浮法液晶玻璃基板零的突破。”彭壽告訴記者，由此帶動下游行業制造成本下降60%，徹底打破國外壟斷。
硬核“神助攻”還需哪些外力加持
如何進一步讓基礎研究實現“深蹲助跑”功能，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？
王志剛坦言，原始創新方面相對薄弱，這確實是中國科技需要加強和改進的地方。
“我們在國家規劃、政策制定、資源安排方面把基礎研究擺在更重要的位置上，過去一年我們在前沿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方面加大了投入，這個投入相對于其他技術創新和應用轉化等方面來講增長更快，達到了10%以上的增長。”王志剛透露。
盡管基礎研究經費增幅不小，楊衛認為，還應進一步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強度。同時，現在對基礎研究資助力度最大的是中央民口的財政經費。“我們呼吁，要撬動地方、企業和國防投入的一部分用于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。”他說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3月初，科技部、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印發《加強“從0到1”基礎研究工作方案》，提出強化基礎研究的原創導向。
5月，科技部官網公布《新形勢下加強基礎研究若干重點舉措》，其中提到，加強基礎研究統籌布局，加強重大科學目標導向、應用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項目部署；引導和鼓勵企業加大對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……
政策紅利接踵而至，接下來，如何引導激勵企業增加基礎研究投入？
眭紀剛給出相應建議，比如，針對產業需求驅動型基礎研究項目，企業可提出需求并招標，高校和科研單位通過競標與企業聯合開展基礎研究，國家視項目重要性提供必要的條件和政策支持。
“政府可通過力度更大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，刺激和引導企業加大對風險較大的基礎研究項目的投入。”眭紀剛說，對于一些社會效益大、行業應用范圍較廣的基礎研究，政府應給予財政補貼，降低企業投資風險。
